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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鲁昕近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中国即将出台方案，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分别对应培养学术人才和技能人才。

　　目前，中国大学定位并不清晰，两类人才似乎都有，又似乎都没有。于是，高考(微博)中的高分者绝不会选择的职校，原本培养高级技工的职校成了“学习差”的代名词。然而，近几年的现实却很讽刺：大批伪学术型高校生产出了既无学又无术的待业青年，而同时企业却难觅技术人才。

　　中国教育结构、教育方向与社会需求之间脱节的进一步反映是，大学生、小白领的薪水不如农民工，山东电焊工在澳大利亚、加拿大过上有尊严的蓝领生活……这令社会清醒：中国的教育改革，不仅需要面对拷问精英教育的“钱学森之问”，同时也十分迫切地需要面对拷问大众教育的“技工荒”尴尬。

　　具体地说，中国经济发展最急缺的是学有所专的工程师、技术专家、高级技工，教育改革相应地要推动一部分院校向应用技术大学和应用型高校转型，青少年通过“新式高考”择校，根据兴趣喜好专注于钻研某个技术领域。在此过程中，企业也应发挥导向、对接作用，尽早介入到专业性人才的职业教育环节，等学生毕业后即可为我所用。

　　此举意义在于：一是增强软实力，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既帮助更多不适合学术的青少年走上成才之路，也不断充实一个民族的人才资源库，塑造国家的“大人才观”。二是增加凝聚力，青年就业问题关乎社会稳定，让青年一代乐业，社会才有和谐。三是提升创造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中国经济源源不断提供高素质专才，推动“中国制造”升级换代，正如德国，70%的青少年接受职业教育，支撑起“德国制造”的好口碑，令德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保持竞争力。

　　据公开数据显示，在西方国家，80%是应用型大学，20%是学术型大学，可中国有60%的“学术性大学”，只有约40%是高等职校。大学从“学”向“术”的转型中，切不可没规划、一窝蜂，盲目根据市场虚热抢设“热门专业”，而应根据国家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规划进行细致分类、科学设置，不耽误任何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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