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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邹何许人也？他其实是一个虚拟人物，出现在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地市级)的申论试卷里。考卷上的小邹今年27岁，已经在北方某城市的机关大院里工作了4年，月收入2800元，身上背着房贷，买不起车。沉闷的工作让这个年轻人感到压抑，觉得过着50岁的生活。他想跳槽获得更好的发展，又担心失去现有的地位和稳定。“像我这样的人多了去了，既然大多数都选择了继续，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虽然我的心在躁动，但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抉择。”小邹说。

　　在最热到7000人抢一个职位的公务员招录考试里，出现这么一个人物，充满了荒诞的戏剧性，但也是近年来公务员“围城”效应的最好诠释。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像“小邹”一样在纠结，也有许多人已经痛下决定。晨报今日试图通过对话离职的公务员，还原他们为何要离开体制这座“围城”。

　　□晨报记者言莹

　　考评机制

　　干得多干得少差不多

　　林华是一名“70后”，他毕业后进入企业工作了三年，是技术型工种。上世纪90年代末，上海公务员招考，他参加了。当时的竞争还没那么激烈，他说，“我们部门最厉害的岗位也就是12个人里选1个。”后来，他顺利通过考试，成为一名公务员，那年他30岁不到。

　　“写写弄弄比较多。”有工作经验、性格内向、文笔好，林华很适应这份工作。不过，就是没有成就感。“最大的成就，是我写的报告材料受到局长的表扬，仅此而已。”

　　有很多人觉得公务员轻松，没压力，林华并不认同。“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没事儿干，公务员也有压力，但不是企业那种有指标、带领团队，压力的感受不一样。”让他很无语却又必须默默承受的一种压力，是要把精力放在非业务的学习、研讨会议上，“我觉得是无用功。”

　　公务员还有一个弊病，是工作量的多少与收获不成正比，似乎干得多和干得少的收入差不多。“各种科室忙闲不均，可能会让人造成错觉，觉得自己很忙，他很空，就会心生抱怨。”而在企业可以量化工作量，“做了多少生活，扔出来，多少业绩销量拿出来，很直观。”林华觉得，这是因为中国公务员没有一套科学的考评机制。

　　“还比如评优，应该是干得好的拿优，连拿3年就能晋升了。可是，我们一般都是你去年拿优了，今年就让给他拿优吧。”这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考评让林华嗤之以鼻，“事实上他就是干得好，为什么不能让他连年拿优？”

　　在岗位上工作3年后，正好遇到公务员分流。领导告诉林华，其他科室有一个同事要走，空出了位置让林华去，谈话时领导给出的理由是“工作出色，是个人才。”林华做好了调动的准备，谁知那人不走了，林华留在了原科室。原科室就要多“裁员”一人，好脾气的林华又被领导召见谈话。

　　“不是说我工作出色吗，怎么又要我辞职？”“对，就是因为你是人才，我们相信你辞职无论到哪里，都能发光发热。”这个说辞让林华一时语塞。

　　那一次，林华坚持没有走。有同事拿了10万元左右的补偿就走了，林华说他家境还算殷实，没有选择拿钱。

　　那个时候，林华应该还在像小邹一样纠结，感到压抑、不满，所以回忆起来时不用记者引导，他就能说出一大堆他所属的那个系统的积弊——没有成就感、事务性的工作多、考评的平均主义等等。这些积弊未必是公务员系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但在我们的调查中，确实有不少公务员或前公务员流露出相似的情绪。就像小邹用了“沉闷”这个词，这些弊病也许不是什么伤筋动骨的事情，却像一根肉刺，埋伏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却三天两头令人觉得隐隐刺痛。

　　走出围城

　　来自对升迁的长久考虑

　　又过了几年，林华已经是主任科员，正科级。当时，有位领导要跳槽，问林华愿不愿意一起下基层锻炼锻炼，换换环境证明自己。“单位死气沉沉，做得再好也没用，不如出去打拼一下。”毫无征兆的，林华说，“好”。便辞职跳槽了。

　　一方面，系统里“僧多粥少”，已经有20多个处长，打破头争局级干部的位子，他盘算自己机会渺茫，倒不如去国企晋升机会大。另一方面，这位副局级领导很可能调回，到时候想“小鬼头，当初叫侬一道来不来”，“我吃轧头了哪能办”。

　　于是局领导的一句招呼，成为这些年来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随后，他便调到国企工作。如今他是副处级，也是局级后备干部。

　　走出围城的原因，是为了一个“位子”。看似功利，但升迁的机会问题，是摆在所有公务员面前的最现实问题。为什么渴望升迁，恐怕不需要多解释。

　　按照《公务员法》的规定，工作满三年可以晋升一个级。但在理想状态下，一名基层公务员从普通办事员晋升到副科级干部，需要8年；从副科晋升正科需要3年；从正科晋升到副处需要7年；从副处晋升到正处，同样需要7年。

　　据此推算，某22岁大学毕业生考取公务员，47岁晋升正处级领导职务，在正处岗位干10年转为非领导职务后退休。除极个别人可能成为副厅级干部外，上述路径是基层公务员可以期望的最佳政治生涯。然而在现实中，大部分基层公务员是在办事员和科员两个级别上走完全部仕途的，约九成公务员是科级以下干部。

　　有研究表明，从科员到县处级干部的升迁比例仅为4.4%，从县处级升迁为厅局级的比例更是低至1%。绝大多数基层公务员在“金字塔”的底层燃烧着青春与激情，有的人工作几十年还是副科长，自嘲患上了“副科病”。

　　数据是这个序列晋升困难的最直白写照。

　　收入争论

　　上海略高，但高得很有限

　　从公务员到国企，林华的反差不算大。他的老同事中，有创业开公司的，但听说结局不太好。林华一直强调自己是个保守的人，没什么闯劲。他打听过老同事现在的收入，大概税后十一二万，他说自己跳槽后也只不过多了三四万而已，但自己和朋友干副业，有外快赚，甚至要超过主业了。

　　林华家境比较好，所以关于待遇他没有多说什么，但是公务员的待遇问题一直是围城内外争议的焦点。

　　统计显示，10多个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中，公务员平均工资排名处于中下位次。人社部、国家统计局等部门联合进行的相关调查《公务员与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试调查分析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结论。

　　上海某局的一位局领导，有一次与记者聊天时说，他们局的一个小年轻来交辞职报告，他试图挽留，可小年轻对他说，“领导，我知道你待我们都很好，但在这里干下去，我一辈子都没希望在上海买房。”

　　林华口中的老同事，税后十一二万，已经是干了多年、也有一定级别的公务员了。刚入行的公务员，譬如东北的小邹，月收入是2800元，上海的水平要略微高一点，但也高得非常有限。一位在区里工作的公务员曾向记者透露过，他在中远两湾城住了两年的群租房。

　　但是显然围城外的人们都无法接受公务员的这个收入水平，许多关于公务员的激烈争论往往由这个话题开始。公众舆论对于公务员的真实收入，总是怀有一种巨大的不信任感，而这种不信任感，恰恰又是许多人往公务员这座围城里挤的潜意识原因。

　　机制改革已临近？

　　林华的故事多少有些平淡无奇。但事实上，离开了的公务员绝大多数都就是因为“平淡无奇”这四个字。

　　缺乏成就的工作，没有希望的晋升，毫无亮点的收入……与这些平淡无奇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一些看上去有些惊心动魄的数字。比如2013年，在法院系统中，上海辞职的法官接近70人，比往年大幅增加。这部分离职人员多为35岁至45岁的高学历男性，法学功底扎实、审判经验丰富，其中不乏中级法院副庭长之类的业务骨干。以某区法院为例，去年有10名法官离开法院。又如采访中了解到某系统的一个处室，一共有7个人，去年走了3个人。

　　还有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调查显示，八成基层公务员存在不同程度职业倦怠，包括身心过度劳累，对工作丧失兴趣，对自身工作能力、效率、贡献和社会价值态度消极。其原因包括个人抱负与现实情况落差，工作负荷大和内容僵化，职务晋升和薪酬激励失效。

　　是什么样的节点促成了公务员的离职呈显著上升趋势？有评论将公务员离职骤然增多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八项规定出台后的纠“四风”、反贪腐、扼吃喝，昔日风光不再。这可能也有些片面。或许国家行政学院胡颖等专家的调查报告结论更加客观一些：由于民众对于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需求日益多样化，基层公务员撰文、开会、检查、调研、走访占据了大部分工作时间。社会稳定、安全生产、计划生育、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一票否决”工作以及随时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直接影响着他们的仕途乃至生计。不少人在短时间内经历了从过分安逸到疲于奔命的急转弯，带来群体性焦虑。

　　小邹的故事，就是对这种职业倦怠的最好诠释，当小邹出现在考卷上，考场上的年轻人，有的刚毕业，有的已经工作了几年，他们都想进入让小邹珍视又纠结的体制，但首先要为前辈们设计一份调查问卷，了解公务员群体的生活、工作情况和心理、思想状态。对于这些站在体制边上的年轻人来说，这份问卷，也给自己一个理性思考的机会：到底为什么要进入体制，这是否就是你要选择的生活？

　　当小邹出现在考卷上，也释放着一种信号：当关于公务员队伍的负能量，已经可以为各方直视的时候，那公务员体系的机制改革，是不是也到了临近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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